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，才能端稳中国饭碗，才能实现粮食安全。
春耕时节，考察海南，总书记再次强调粮食安全。
与此同时，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，2022年3月份世界食品价格上涨12.6%，创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世界粮食和植物油价格本月以两位数上涨。
粮食安全(food security)，涉及到所有的食物，包括谷物、豆类、薯类、肉禽蛋奶水产品、瓜果蔬菜等。
2021年，我国的农产品进口又创历史新高，农产品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到1355亿美元，谷物进口也大幅度突破历史纪录，达6538万吨，大豆进口保持在接近1亿吨的高水平上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科学研判当前我国四种主要粮食品种（稻麦、玉米、大豆）的基本态势，并分析判断、做出应对施策，至关重要。
文丨柯炳生 中国农大原校长 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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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麦：数量有余，质量不足
我国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是“谷物基本自给，口粮绝对安全”。
口粮绝对安全，就是水稻和小麦要充分保障供给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3-2018年间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变化情况是：粮食从149公斤下降到127公斤，其中谷物从139公斤下降到116公斤。谷物中，主要是稻麦，此外还有很少量的玉米和小米等。同期，人均畜水产品消费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。
从这组数据中，可以得出三个结论：一是人均稻麦的消费量不断减少；二是目前人均稻麦的消费量不到116公斤；三是对饲料粮的需求不断增加。
2000年以来，我国人均稻麦生产数量，呈稳步增加态势（表1）。这说明我国水稻和小麦的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。并且，人均稻麦生产数量之和，已经连续十年超过240公斤，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稻麦生产数量远远超过了口粮消费的需要。这些超过口粮消费数量的稻麦，大部分用作饲料、食品工业原料、其他工业原料等用途了；剩余的部分，是通过最低价格收购方式，转为国家粮食库存了。
近年来，尽管每年也有几百万吨小麦和大米的进口，但主要是因为进口产品质量高，并且配额内进口关税（价格）也较低。
展望未来，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，人均口粮即稻麦的直接消费水平还会继续下降。日本作为发达国家，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，近十年的消费结构，仍然保持着口粮消费下降而肉禽蛋奶水产品增加的趋势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经验参照。未来，我国即便人口总量会不断增加，但是，人口增加的速度会小于人均口粮消费减少的速度。这样，口粮的总消费需求数量不会增加，反而会有所减少。因此，只要我国目前的水稻和小麦生产保持稳定，就足以从数量上，实现口粮绝对安全。从而，在水稻和小麦方面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是提高产品质量，降低生产成本。
我国水稻和小麦生产质量与成本方面的不足，有两个方面的主要成因：
一是长期以来，我国各个方面都高度重视和强调提高单产水平，尤其是在杂交水稻方面，而对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，相对重视不够；
二是由于绝大部分地区水稻和小麦的生产规模小，在一家一户的种植规模下，种植优质品种，难以取得优价。因为农民出售的不是直接可以消费的产品，而是加工原料；农民不是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，而是卖给米面加工厂商。面对单一农民的生产数量，加工厂商无法做到单收、单运、单加工，无法做到高价销售，也就不会优价收购。
解决生产中的质量与成本问题，主要途径有两个方面：
第一，鼓励和支持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方面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。尤其是降低成本方面，生物技术大有潜力。通过培育出抗虫抗病和抗除草剂品种，可以减少农药投入和人工投入；通过培育抗旱品种，可以减少灌溉用水等。又如，云南大学开发的多年生水稻技术，大大减少了热带亚热带水稻种植的成本，并且单产和质量保持稳定，应该大力推广。
第二，创新生产组织模式，主要是通过企业+合作社的方式。在很多地方，村级经济与企业合作，通过建立新型的合作社，把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耕种，实现规模化，统一种植优质品种，统一购买农业生产资料，统一进行机械化耕作，统一收获储藏和加工，建立统一的品牌进行销售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在土地不流转的情况下，也实现了规模化种植，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，既降低生产成本，又能够很好地实现优质产品的规模化生产，实现优质优价。
例如，在湖南益阳市，就有这样的新型水稻生产合作社，统一种植优质水稻品种玉针香，统一进行生产和加工，统一打造自己的优质大米品牌，大米销售价格可达到每斤10-30元，远远高于普通杂交稻大米每斤两元左右的水平。在河南省也有类似的生产优质专用小麦的新型合作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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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米：增产可期，需要加力
谷物基本自给，本质上是玉米基本自给。因为，谷物中，98%以上是水稻、小麦和玉米三大作物，其中，水稻和小麦做到自给没有任何问题，如果玉米也能够基本自给，谷物基本自给就没有问题。
在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种子质量检测中心，工作人员查看玉米种子发芽实验结果（2020年3月16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
如表2所示，2000年以来，我国的玉米生产大幅度增加，从2000年的1.06亿吨，增加到2010年的1.91亿吨，2015年的2.65亿吨，此后几年稳定在2.6亿吨上下，直到2021年上升到2.73亿吨。
与此同时，我国的玉米自给率却在不断下降，从2000年的111%，波动下降到2010年的99%，此后一直保持在98%-99%，2020年降低到96%，2021年降低到91%。
也就是说，在国内玉米生产不断增长的情况下，我国的玉米贸易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从出口国变为进口国。2020年进口玉米数量为1130万吨，2021年为2835万吨。
为什么玉米进口大增？根本的原因，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性大幅度提高。2000年以来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，扣除物价因素后，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均超过7%。这大大拉动了肉禽蛋奶水产等动物源食品的消费需求。
例如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3-2018年，我国城乡人均肉禽蛋奶水产等动物源食品消费，从63公斤增长到72公斤。这极大地拉动了对饲料粮的需求。在饲料粮中，主要能量饲料就是玉米。我国的玉米生产在201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此后的5年，玉米产量大体上稳定，但玉米需求却仍然在持续增长。开始的几年，通过释放2015年以前积累下来的过剩库存，弥补了一些当年的不足，进口数量还不很大，进口玉米主要是因为价格因素，配额内关税低、价格低，进口有利可图。而近两年，玉米进口数量已经远远突破了720万吨的配额数量，就完全是国内供不应求的原因了。
其实，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，我国对于畜产品的需求会快速增长，国内饲料粮生产增产跟不上，从而会出现大量的饲料粮进口，这种前景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国内外有关研究人员就做过预测。当时预测到本世纪初期会有数千万吨的玉米进口。只是，由于本世纪以来，一直到2015年，我国玉米生产保持持续性的大幅度增加，满足了当时的需求，才推迟了玉米的大量进口现象。
2021年，不仅玉米的自给率降低到91%的水平，谷物的自给率也降低到了91%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：除了玉米进口达到了创纪录的2835万吨之外，大麦和高粱进口也创历史新高。
其中，大麦进口1248万吨（国内产量100万吨左右），高粱进口942万吨（国内产量不足300万吨）。根据有关专家判断，进口的大麦和高粱，主要是替代玉米做饲料粮了，主要原因是大麦和高粱的进口没有配额限制，而进口关税只有3%。玉米的配额内关税是1%，配额外关税为65%。进口配额外玉米，不如进口大麦和高粱合算。
与此同时，我国肉类进口近年来也大幅度增加。从2015年的不到200万吨，增加到2020年的991万吨，2021年略减，为938万吨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没有肉类进口的增加，我国饲料粮进口需求还会更大。
展望未来，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还会继续大幅度增加，对于各种动物源食品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，从而对于玉米饲料粮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。
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目标，关键在于玉米能够实现基本自给。实现玉米的基本自给，既有挑战，也有可能。
我国玉米种植面积从2000年的3.5亿亩，增加到现在的6.5亿亩左右。玉米播种面积的进一步扩展，潜力已经不大了。未来要提高玉米产量，出路只能是提高单产水平。
我国玉米的亩产水平，在2000年为306公斤，2010年增加到364公斤，2020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为421公斤，2021年略降为419公斤。总体上看，增产的势头还是不错的。但是，如果同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比较，差距仍然非常明显（表3）。
2000年以来，我国玉米亩产尽管有较大幅度增加，但是，同美国亩产水平比较，差距不是缩小了，而是更大了。2000年，我国玉米亩产水平低于美国266公斤，而到了2010年和2020年，差距分别扩大为274公斤和299公斤。
2020年，我国玉米的亩产水平是历史最高，仅相当于同年美国玉米亩产水平的58%，相当于美国玉米单产最高水平（2016年783公斤）的54%。
如果我国玉米的亩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水平的70%，则国内玉米产量可以增加近5400万吨。这个数量，相当于近五年玉米进口数量之和，超过2021年玉米、大麦和高粱进口数量之和。
从理论上推断，我国玉米单产水平低于美国，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：土地质量和科技水平。要想缩小玉米单产差距，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。
在土地质量方面，对于山区和丘陵地区来说，难度较大，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提升。提升土地质量的工作重点，应该优先在平原地区或者比较平缓的地区。这些地区，也是我国玉米的主产区，单产水平提高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对玉米生产的贡献比例不断增大。
这些地区主要有12个省份，包括：东北三省、内蒙古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新疆、甘肃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苏。这12个省份的玉米生产情况如表4所示。这12个省份玉米生产占全国的比重，从2000年的72%，增加到2020年的80%，说明了这些省份是优势区。12省份玉米的平均单产水平，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并且增产的速度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这12个地势平坦的种植区域，应该是未来增产玉米的重点，也应该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优先投入区域。
在科技方面，种子技术对于产量具有根本性作用。从长远看，一定要加大我国玉米种子技术的研发，国家要加大投入，也要鼓励农业企业加大研发。只有在玉米种子上取得突破，我国的玉米单产才能大幅度提高，才能实现我国玉米的基本自给，乃至充分自给。否则，没有种子技术的重大突破，单产不能显著提高，那么，未来我国玉米的进口，就会与大豆类似，在千万吨的级别上增加。
3
大豆：进口有利，大势所趋
上个世纪90年代，人们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，关注的是水稻、小麦和玉米这三大品种，而对大豆，则很少关注。因此，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大豆进口的持续性大幅度增加，以至于达到了1亿吨的高度，没有任何人在当年做出过这样的预测。
2000-2020年，我国的大豆进口数量从1000万吨左右，增加到1亿吨多（表5），平均每年增加450万吨。
我国大豆进口的大幅度增加，除了满足食用油消费增加的需要之外，同玉米类似，也主要是满足饲料粮的需要。玉米是最理想的能量饲料，而豆粕是最理想的蛋白饲料。
如前所述，随着城乡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，对动物源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，拉动了对豆粕需求的大幅度增加。由于同期内，国内大豆生产增加的幅度很小，豆粕需求的增加，主要是通过增加大豆进口满足的。我国大豆的自给率，从2000年的60%，直线下降到2021年的15%。
国内大豆生产增产不多，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单产低，二是耕地少。
同玉米的情况类似，在过去20年中，中美大豆的产量差距，没有缩小，而是扩大了。在大豆亩产方面，中美之间的差距2000年为61公斤，2010年扩大到77公斤，2020年为93公斤。
2020年，我国大豆的亩产水平是历史最高，仅相当于同年美国大豆亩产水平的59%，相当于美国大豆单产最高水平（2016年233公斤）的57%。
大豆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。要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大豆，需要比玉米多出两倍多的耕地。2020年，我国大豆的亩产水平只有玉米亩产水平的31%。这个比例在美国也是31%。在我国最大的玉米和大豆生产省份黑龙江省，这个比例更低，不到29%。这意味着，在黑龙江省，如果挤占玉米种植面积种植大豆，每多生产出1吨大豆，就要少生产3.5吨的玉米。
2020年我国进口的10033万吨大豆，如果用国内土地生产，按照132公斤的亩产水平，需要7.6亿亩土地。这相当于整个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耕地总面积之和。
大豆亩产低的特点，使得解决大豆问题的思路，与解决玉米问题的思路，很不相同。大豆国内生产增加的潜力极为有限。按照前述解决玉米问题的思路，即便我国大豆亩产水平增加到美国亩产水平的70%，那么，我国可以增产320万吨大豆。这个增产数量，同1亿吨的进口数量比较，微不足道。
类似地，即便把大豆种植面积扩大两三千万亩，所能增加的大豆产量也不过三五百万吨，对我国大豆进口的大格局，也不会有显著影响。
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中，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“适当进口”。我理解，适当进口，不仅仅是指进口数量要适当，更有进口结构要适当的含义。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，进口结构适当的意义，更为重要。进口结构适当，能够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。
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业土地缺乏，因此，合适合理有利的进口结构，就是以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为主。土地密集型产品，就是需要大量耗费土地生产的产品，也就是单产水平低的产品。进口大豆这类产品，就相当于进口大量的土地资源。由此而节省下来的国内土地，可以用于生产产量更高、价值更高的产品。大豆的进口，为实现“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”的国家粮食安全目标，提供了有利的土地资源保障基础。
对于大量进口大豆这件事，不少人一直心存疑虑。他们担心的是国际市场的风险。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：一是国际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大豆来满足我国的进口需求；二是天灾疫情等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；三是国际争端等人为因素带来的风险。
对于这三个方面，可以从理论和理性方面进行分析，来说明风险是可控的；而近20年来的实际发展情况也证明，这三类风险确实都是可控的。
如表7所示，世界大豆生产近20年来增长很快，2000年为1.61亿吨，2020年为3.53亿吨，增幅为1.2倍，平均每年增加960万吨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大豆出口也快速增加，从2000年的4738万吨，增加到2020年的1.73亿多吨，增幅为2.6倍多，平均每年增加630万吨。
世界大豆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美国和巴西。两国大豆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的三分之二，出口占85%。2000年，美国的大豆生产和出口数量均遥遥领先，位居世界首位；而到了2020年，巴西的大豆生产和出口数量均显著超过了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。2000-2020年间，巴西大豆生产增加了2.7倍，出口增加了6.2倍。巴西的大豆出口占世界的比例，已经接近一半。
世界（主要是巴西）大豆生产的增长和出口的增长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国大豆进口需求增加的拉动。也就是说，正是由于我国进口需求的不断增长，巴西等国的生产和出口才相应地大幅度增长。2000-2020年间，巴西的大豆面积增加了3.5亿亩，增幅为1.7倍。2010-2020年间，仅仅巴西大豆出口的增加数量（5390万吨），就显著超过了同期我国大豆进口数量的增加（4553万吨）。
我国大豆进口占世界大豆出口的比例，在2000年为22%，到2010年提高到56%，到2017年达到最大，为63%，此后尽管进口数量继续增加，但占世界出口的比例却有所下降，2020年为58%。概括地说，近十年来，我国大豆进口的数量几乎翻番，但占世界出口比例基本保持在60%左右。
中国之外，其他国家大豆进口的数量都不多，主要的大豆进口国荷兰、埃及、泰国、墨西哥、日本、德国等，均低于500万吨。
以上各种数字，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：国际市场上的大豆资源，是较为丰富的，是有着增长潜力的，尤其是在南美洲。另外，各种不利的自然因素，对大豆的国际贸易格局，很少影响。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不显著，连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重的不利因素，对于大豆的国际贸易物流的影响，也是很有限的——我国过去两年中的大豆进口数量，同疫情前比较，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有所增加。
最后，上述数据情况也表明，国际大豆贸易，是一种出口国与进口国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。我国担心进口大豆太多的风险，而巴西和美国可能更担心如果中国减少大豆进口的风险。因为，如果中国不进口，巴西和美国都不可能生产这么多的大豆，因为，找不到替代的买家。
从一方面看，是我国大豆依赖进口；而从另一方面看，则是巴西和美国的大豆产业依赖中国的进口。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，也是合作共赢关系。
当然，在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同时，也要大力加强和提升国内的大豆生产能力。主要是利用好适宜种植大豆的土地资源，尤其是大力提高大豆单产水平。
最后，应该重视挖掘大豆使用中的效率问题。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18%，肉类生产占世界的比例为26%，而大豆的消费数量占世界的比例却高达32%。除了直接的大豆制品消费之外，饲料用豆粕的转化效率不够高，可能也是我国大豆消费比例高的重要原因。通过加强畜禽生产中的低蛋白日粮技术、增加高转化率畜产品（禽肉与蛋类）生产比重等措施，全面提高饲料转化效率，可以有效减少对大豆的饲料需求压力。
总之，我们应该从客观国情出发，稳定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解决大豆需求的基本格局。这是缓解国内耕地不足的需要，是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，也是发挥国际比较优势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需要。
